白蕉书法

作者:金古珍藏  2013/5/23  来源:收藏网  

在相当长时期内,白蕉是一位并未得到认识的书法大家,即便往常,对白蕉价值的真正认识,或许还有待时日。重看白蕉会让人提出“中国书法到底该往何处去”的问题,而这些问题的背后是:中国文化到底该往何处去?中国文化的真正肉体是什么?有这样的问题在,也正是我们“重估白蕉”最大的意义所在。

顾村言

2012年第一期《东方早报·艺术评论》(总第12期)的专稿是“重估白蕉”——这样的话题在当下这个社会其实并非合时宜之举。

白蕉是近现代书法史上不可多得的诗、书、画、印全才型艺术家,特别是行草,就得晋人风度而言,超越了明清诸多名家。在相当长时期内,白蕉也是一位并未得到真正认识的大家,即便往常,对白蕉价值的真正认识,或许还有待时日。

但是,由于一个如白蕉生前般低调的展览——上海刘海粟美术馆正在举行的“白蕉书画展”(这也是1980年代以后上海市区举行的第一次白蕉书画展),至少,《东方早报·艺术评论》对这些话题是可以说些什么的。

一个背景是,当下的书坛,重新注重帖学系统正成为一个渐渐明晰的事实。

提起现代复兴“帖学”的代表人物,世人常常以沈(沈尹默)白(白蕉)潘(潘伯鹰)称之,掩盖在沈尹默影子之下的白蕉以致被归入沈尹默系统的一员,也真算是造化弄人——这对白蕉却又太不公平了。白蕉何尝属于过沈之阵营?表面平淡谦和、骨里狂而狷的白蕉是看不上沈的,陈巨来《安持人物琐忆》记有:“白狂名至大,但余觉得,并不如外面所传为甚也。只他对沈尹默云云,似太对沈老过火一些,使沈老大大不怿。或者即据此一例可概其他邪?白书学右军固佳,晚年作隶书,尤非马公愚、来楚生可及者也。”关于一个狂字,其实白蕉在《书法十讲》里无意中倒有好的解释:“学问高者,见多识广,心胸高旷,独来独往。由于心中毫无邪念,毫无与世争衡之心,书画诗文,其气息必超脱尘俗,潇散飘逸,神采清奇。”

沈是从学者入书家,其书无论楷或行皆谨慎留神,重运营,重法度,重笔法,其优点在于法,而短处其实也正在于法——无论行或楷,其书法中馆阁体的影子或隐或显不断挥之不去。此前曾有媒体经过采访说沈用二十多年的苦练洗去了陈独秀所评的“其俗在骨”,但是,一个“俗”字岂是苦练所能去除?俗的问题在于学养与境地,这个问题不处置,即不可能去一“俗”字,沈尹默于书法“第一口奶”便是馆阁体,这不只在方式上让其深受其害,而在肉体上也可能与其人融为一体,最终使得沈陷在所谓的技法圈套中而不能自拔。马叙伦先生论沈书时点出的“入而不出”或在于此——固然晚年的沈尹默阅历目盲仍苦练不已,固然沈在书法社会教育上的贡献令人敬重,但是从艺术层面而言,沈虽谓学“二王”,但是其笔法只在于唐及以后,与晋法有着庞大的隔膜,很多中央都显出刻意之处,而少自然之气(沈的流利之作并不等于自然),而这也正是沈尹默与右军、白蕉的最大区别。

中国艺术真正的大家,到最后,比拼的并不在于事功,更不在于技法,而是道之层面,或曰心灵的自在度与境地之高远,从这一点看,把天性自由的右军之书写得那样工稳精熟、规规矩矩,或许不得不归之为心性使然。

就书法教育而言,沈尹默的事功自非狂生白蕉可比,但是不容忽视的一点是,过于强调技法更会带来不少负面影响,看当下书坛及书法专业教育缺少灵魂与人文素养,是不难体会问题所在的。

一个有着自己强大内心世界的白蕉,其书法中所具有的逸气、神韵、境地决非沈尹默所能比拟。与沈相比,白蕉并不只仅是韵胜,而是从根本上深得魏晋之味,也更好地把握了中国文化中生动自由清雅的肉体内核。

当然,就作品而言,白蕉同样也有不少平凡之作,特别如一些人情应酬之作、“文革”时的不得不作等,但是,真正代表书家作风的其实只是几件作品而已——白蕉仅凭一件《兰题杂存》,也就足以傲视明清以来的诸多名家了。

很难遗忘第一次接触《兰题杂存》时的觉得,几见晋人转世,那样的一种随性而发,散散淡淡,或行或楷或草,笔墨或简或浓,或快或慢,起落转承了无痕迹,几如闲云野鹤,得天地之大自在。难怪沙孟海在《白蕉兰题杂稿卷跋》中也说:“白蕉先生题兰杂稿长卷,行草相间,寝馈山阴,深见功夫。造次颠沛,驰不失范。三百年来能为此者寥寥数人。”

有这样的作品在,无论是白蕉评价清人书法“无可观”,以为赵子昂、董其昌用笔“侧媚”,或内心深处把自己当作“二王”的直接传人,其实都是有其底气所在的。

将白蕉与沈尹默对比来看,其意义并不只仅在于书法,也在于对百年来中国与中国文化走向的观照:表面上看两人均被视为帖学的代表人物,另一方面,若跳出书法看待二人,其实凸显了六十多年来国人对中国文化的两种把握方向,即一重技术,偏功利化,对可取法者中止纯技术化以致机械化的处置,另一种则是从整体上把握,取法乎道,无功利之心,恬淡自守,从一个“真”字去理解学习,最后反而传得正脉。

沈尹默的谨慎留神使得其作品乍看几乎全无败笔,笔笔有交待,笔笔有来历,而白蕉不只于帖,于碑亦吸收大量营养,最后跳出法来,重归于帖,其代表作品却几乎全不在意笔法,个别中央即使有败笔亦不管不顾,一切以依从自然为务,这正是一个真实的人的表现——就像右军的《丧乱帖》,《丧乱帖》有简远惨淡的一面,见出右军天性之真,但表现更多的是雄强,一以贯之的则是真诚与一往情深,且不失平易一面,似乎一位捶胸顿足的老人——他一切的一切都亮在那里,他的雄强,他的脆弱,他的无法,他的喜怒哀乐,他的一切,都可以触摸得到。今人书法中,特别是各类展会上的书法,雄强者有之,惨淡者亦有之,但却多故作姿态,缺少平易,缺少一个真实可触摸的人——换言之,也就缺少一个“真”字。

在白蕉看来,笔法以及技术却是为了服从个人心性的发挥,若障碍了个人自由的表达,若没有一个“真”字,那技法其实是可有可无的——当然,这一切的一切是树立在对技法或笔法的真正把握上,就像《兰题杂存》中,“法”于白蕉而言,并非不能遵守,而是他不愿也不屑于固守于“法”,就像陶渊明的“不为五斗米”折腰,他所追求的是一种生命的大自在,即使那是王羲之的法,亦可破之!换言之,后期一切的一切,若影响了“真”字,影响了个人心性与肉体的真正发挥,则皆可破之——而这也正是右军正脉与右军的真正肉体所在!

晋人行草、宋元山水、温润玉器……一切这些代表中国文化肉体的作品,所表现的也正是这么一种生动泼的个人心性与肉体的真正发挥,而其中心均有着一个与真诚朴素相应的平易简淡。

在中国书法展览的“厅堂化”与“炒作化”越来越多的当下,呼吁书坛帖学的回归,更须看到书法中人文肉体的边缘化倾向,看到真意与平易的缺失,而伪作的横行,正是与当下这个社会的诸多问题互为表里。

从这一角度而言,观照审视书法之道及重估白蕉的价值,透视的正是这个国度民族的大问题——以一己之私、以伪劣虚假的东西忽视乃至限制个人情感与肉体的自主表达。

《书谱》云:“假令众妙攸归,务存骨气;骨既存矣,而遒润加之。亦犹枝干扶疏,凌霜雪而弥劲;花叶鲜茂,与云日而相晖。”骨气二字,也正在于以“真”为基础,但是,在当下这个社会,学问阶级到底留存几真意与骨气,其实是大有疑问的。

重看白蕉会让人提出“中国书法到底该往何处去”的问题,而这些问题的背后是:中国文化到底该往何处去?中国文化的真正肉体是什么?中国往何处去?这样的问题一定立刻要有答案,却正是我们“重估白蕉”的最大意义所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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