国画愚公移山

作者:金古珍藏  2013/5/23  来源:收藏网  

在现代美术史上,以终身之坚决斗争,为写实主义与中西交融做普遍的誉论和创始性的理论,并影响最大者,首推徐悲鸿。
  迄自西汉的“自创贤愚”至晚清的笔情墨趣,徐悲鸿看清水墨画从“师造化”走向“案头模拟”的蚀化与衰微,在著名的《中国画改进论》中,提出“西方绘画可采入者融之”。假如说,留法归来创作的油画《田横五百士》、《奚我后》,绘画肉体是表现的古典主义和内容的英雄主义,十余年后绘画的《愚公移山》则是“以西润中”地将西方美术的比例、解剖、透视和精确的轮廓与构造,替代文人画“离形得形”的准绳,塑就一批百折不挠的民生群像,使中国美术第一次有了真正意义的“现代”作品。

  《愚公移山》的构思、创作和传播,充溢传奇地记载了中国现代美术创作与珍藏的阅历,使之成为一幅永可留念的史迹。

  1939年12月6日,徐悲鸿应泰戈尔之邀,经新加坡、仰光、加尔各达,抵达圣地尼克坦。1940年2月,甘地访问尼克坦,泰戈尔向甘地引见徐悲鸿。后人撰文称:愚公移山的故事,徐构思已久,为甘地画像中,从这位独立之印度的灵魂的身上,看见了愚公的影像。尔后数间,作《愚公移山》草稿与人物写生数十幅。5月,徐乘马深化喜马拉雅山至锡金边境之法鲁,于险峰危路之上作长诗咏怀,有“羊肠小道穿云上,孤负良工凿路功。”《愚公移山》的构思,臻于成熟。

  8月24日下午1时,徐悲鸿开端绘《愚公移山》。此前已先后作草稿30余幅。11月,先后完成巨幅设色水墨画《愚公移山》与油画《愚公移山》的创作。

  旅印期间,徐悲鸿创作的水墨《愚公移山》、《泰戈尔》、《群马》、《奔马》、油画《愚公移山》以及《甘地》、《喜马拉雅山》、《息难教长老》等速写、素描,美术史定位为“徐悲鸿艺术创作之高峰时期的经典代表作品,是徐悲鸿艺术丰碑不可或缺的构成局部。”

  1940年11月,徐悲鸿辞别泰戈尔,返回新加坡。1941年4月,美国援华结合会及林语堂、赛珍珠盛邀徐悲鸿赴美举行画展。11月,画展目录、参展照片寄往美国的同时,数百幅参展画作,交船运公司先期运往美国,其他大部装箱待运。12月8日,日军偷袭珍珠港,同日清晨4时,新加坡遭日机空袭,15日,槟城沦陷,日军兵临狮城。

  进退两难的徐悲鸿,将珍藏的百余箱绘画创作及古代书画、近代名家书画、文玩、陶瓷、古籍缮本等,分藏于韩槐准的红毛丹园和黄曼士的百扇斋。1942年12月,为避日机轰炸,徐悲鸿迁至罗弄泉的崇文学校。该校由福建安溪会馆兴办,校长锺青海善书法,与徐相识。眼见狮城危在旦夕,徐与黄曼士等人商议,连夜将藏于百扇斋的绘画、书籍、碑帖、文玩、印章以及包括《愚公移山》在内的几十幅油画,运至罗弄泉,埋于一枯井之内。1942年1月,徐悲鸿携1000幅作品,登上陷落前最后一班开往印度的轮船,分开新加坡。

  1945年9月,黄曼士、林金升、锺青海三人将藏于枯井书画珍玩,逐个起出,并致函徐悲鸿。徐回信表示:为感激钟校长冒日寇杀害的风险,维护枯井所藏三年又八个月,请任选取一件藏画。钟青海选择了油画《愚公移山》。1953年徐悲鸿病逝。次年2月,新加坡中国华美术研讨会与南洋美专、南洋学会、中国学会在维多利亚留念堂举行“徐悲鸿遗作展”,展出了浩劫幸存于新加坡的油画《愚公移山》等80余幅徐悲鸿遗作。

  1985年,《徐悲鸿藏宝记》一文发表,在中国大陆、新加坡、香港和台湾的美术界惹起惊动,但是,在星洲珍藏了半个世纪的《愚公移山》、《喜马拉雅山》、《放下你的鞭子》等,相继流出境外。

  《愚公移山》的题材,取于《列子.汤问》。徐悲鸿创作之时,正逢抗日战争的危殆时辰,画家意在借愚公的“虽我之死,有子存焉,子又生孙,子子孙孙,无量匮也,而山不加增,何苦而不平”的气概,表达国人抗日决计和毅力,鼓舞和鼓励群众以愚公挖山不止的信心,争取全民族的解放。

  画家在处置这一题材,着重以庞大的气势,震人心魄的力度来传达一个巨大民族的坚毅不拔之肉体。在空间规划上,徐悲鸿曾作了数十幅小稿,重复修正,最终以从右至左,从前往后的格局展开画面。画面右端有几位高大强健、魁梧的壮年男子,手持钉耙奋力劈山。其姿势表情各异,或瞠目、或呼吁、或蹲、或挺腹,或蓄力待发、或以雷霆万钧之势劈下。

  呈弧形散布的“愚公之子孙”,占领画面大局部空间,人物顶天立地,起落之中有撑破画面之势,而为到达构图之平衡,画面左侧的人物,则处于一种松弛的状态。人物或高或低,树丛小景置于其间,一挑筐大汉和倚锄老者背对观众以增强空间纵深感,拉开与右半段慌张劳作者之间的间隔,产生了右半部为前线,左半部为前方的层次,遂使愚公苦口婆心地对下一代描绘理想和自信心,显现出真实可及的美妙。

  以“形准”而论,徐悲鸿超越了身前的任何一位画家,这一成就,赋予《愚公移山》划时期的意义。上世纪的一百年间,中国美术不断纠缠于中西之学何为体与用的争论中。《愚公移山》创始性地突破了体与用的对立僵局,采用国画的白描手法,勾勒人物外形轮廓,以西法绘画衣纹、人体肌肉、树草山石,最为出人意表的是,破天荒地取用印度男模特,并直接以全裸表现。

  这一“中西合璧”,强化了神话传说的原始、朴素的生命力气,产生一种奇特的艺术效果:即异国之形象,内在肉体乃炎黄子孙之本象。

  《愚公移山》构思于中国人民抗日的危殆时辰,起稿于同圣雄甘地会晤及跋涉喜马拉雅山之间,完成于圣地尼克坦,美术史学家发掘出的这些多元而复杂的成因和背景,其实,无不酝酿于画家变革中国美术的初衷。徐悲鸿从不是一位搞“地道艺术”的画家,在强调写实主义的努力中,从未放弃古典传统与爱国肉体,《愚公移山》成为创始性的巨大作品,与其说是一种孜孜以求的瓜熟蒂落,不如说是画家的人文关心落在了中国的人与人生、落在时期的命运上,也就必定从降生之日起,成为一代画家将自我生命与民族兴亡的理想严密相系的楷模。

  巨大的艺术家一半是神话,一半是故事。他们的出色艺术品大多进入历史的密室—博物馆,极少数写进艺术史的作品深藏在私人手中,当奇观普通浮现于艺术品拍卖会上,新的神话与故事,随之降生。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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